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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 即從政治體制的層面上,梳理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的關系,旨在探討民主的政治體制是否具備政治穩定的功能、能否產生政治穩定的效應。

一、 制度民主與體制民主

在傳統的政治思維之中,有關民主的認識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層面上展崐開的。對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臘城邦國家民主制度的標準

──“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治崐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①

即使在被稱為“黑暗時代”的歐洲中世紀,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對于民主的追求,有著他們對于民主,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紀人在精神領域中皈依于神權。但就世俗關系而論,社會關系的有序與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協調即意味著那個時代的民主。奧古斯丁認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種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異的各部分得到最恰當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適的地方。”在世俗對教會服從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會的關懷與協調,便是中世紀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盧梭是近代以來民主理論最重要的闡述者之一。盧梭說:“唯有公意才能夠按照國家創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來指導國家的各種力量。”②

國家屬于參加社會契約的全體人民,人民即國家,公意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盧梭的民主理論不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點,也為西方崐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

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盧梭是人類歷史上三個不同時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們的民主思想分別代表各自所處時代中普遍的民主觀念

──對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時代的差異,他們所論述的民主的制度含義和階級屬性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關于人類民主制度的觀念仍然具有明顯的同質性,即他們不約而同地把民主概括為體現著平民主義價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過平民主義的標準因時代差異而有所區別)。回顧人類民主理論發展演進的歷史,不難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層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時代標準下的平民主義的價值觀念體系,它在本質上是對國家政治關系作出的平民主義的原則規定。當然,這種價值觀念與原則最終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換言之,當某種平民主義的價值觀念被以法律形式確定為國家意志的時候,一種民主制度便誕生了。傳統的政治思維從總體上就是這樣認識與思考民主問題的。從表象上看,這也就是為什么

── 人們一直習慣于把民主歸崐入判斷政治制度性質的標準范疇。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民主問題認識的視角才逐漸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應首先歸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對于傳統的民主觀念作出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義的“人民的統治”定義的民主,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中的政治理念,在現實中卻難于界定。而如果觀念規范在現實中得不到經驗的實證,這一規范也無法成立。事實上,傳統的政治思維中,甚至連觀察與實證民主的經驗性手段都沒有提出。熊比特不滿足于傳統政治思維對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層面上,以新的視角觀察與認識民主問題。

在熊比特看來,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一種社會政治權力運作的方式。具體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表現為:政治精英競取社會權力,人民選擇政治領導的兩個政治過程的統一,而選舉則是其集中的表現形式。如果說現代西方社會是民主的話,它就具體地、實在地表現在選舉之中。在政治體制層面上,選舉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們不能說出民主還有什么其他崐的實際意義。

熊比特與盧梭的在民主觀念上的分歧,實際上反映了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區別。盧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對于崐國家及權力的價值規定;而熊比特更關注的是“體制的民主”── 對于某種價值規定的實現形式。

二、 兩種政治體制的結構與功能比較

從現實性看,民主建設的真正含義與其說是人們如何對國家及權力做出價值規定,還不如說人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價值規定的實現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體制作為其實現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現為相同的民主體制。因此,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民主體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的關鍵。

所謂政治體制是指國家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方式。權力結構即政治權力主體間相對固定的關系形式,表現為對權力主體權限的法律規定;權力的運作方式即行使權力的程序。集權與民主是兩種基本的政治體制。

集權政體的權力結構內部為等級型政治關系,權力運行以支配 —

服從的方式進行;民主政體的權力機構內部為平等型的政治關系,權力運行以博奕方式進行。集權政體與民主政體的政治穩定功能各具特點,有十分明顯的差別。

集權政體要么具有絕對的穩定性,要么處于絕對的不穩定狀態。結構決定功能,功能影響結構。集權政體的自穩功能與其內部結構密切相關。集權政體的等級結構產生了政治行為的高度同質性,上層政治角色的意圖決定下層角色的行為,下層的行動滿足上層的需要。從而形成了“壓力—穩定”機制。集權政體下的穩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的上層角色具有權威性,否則權力結構就難以穩定。這一前提條件導致了政治權力(機構)必須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不斷排斥對于其權威可能構成的威脅,必須不斷排斥來自體制內外的不同意見。換言之,“壓力—穩定”機制具有使集權政體下的社會的、政治的矛盾積累起來的負面效應。從另一方面看,集權政體下社會重大矛盾的解決只能以否定政治權力的權威性為前提,集權政體下的社會矛盾、政治矛盾發展的總趨勢必然是對政權的否定,終究會引發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導致政治不穩定、甚至政權更迭。

民主政體常常處于相對穩定和相對的不穩定之間的平衡狀態。民主政體的內部結構中的平等型政治關系決定了權力角色行為的異質性,這是該體制的相對不穩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體下的權力精英間平等的政治關系,即政治角色之間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響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權力又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態。平衡意味著穩定,民主政體內在的“平衡—穩定”機制導致了它的政治穩定功能。進一步講,民主政體的政治穩定功能具體表現為:

──緩釋功能。在民主政體權力結構中平等的政治關系形成了權力精英間的制衡,同時也使政治權力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代表性。在沒有絕對的政治權威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群體利益表達渠道的較為通暢,各種社會矛盾可以及時釋放,不易積累、釀成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