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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系統分析

（一）分析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簡稱SD）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Forrester 教授于1956年創立的一門研究系統動態復雜性的科學。它以反饋控制理論為基礎，以計算機仿真技術為手段，主要用于研究復雜系統的結構、功能與動態行為之間的關系。本文以Vensim軟件為分析工具，利用圖示化編程建立模型；運用結構分析工具研究模型系統結構，數據分析工具研究變量行為模式。

（二）系統邊界

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經濟組織，企業孵化器是經濟實踐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內涵也隨著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豐富。企業孵化器是在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為中小高科技企業提供專業服務和咨詢等相關管理的服務體系，目的在于使中小高科技企業迅速成長，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推動技術創新，這一組織體制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吸引人才和造就人才的價值增值，是一種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新型社會組織。

自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以來，城市創新理論問題的研究逐漸興起，關于創新型城市內涵的研究也有較多探討。創新型城市是現代城市競爭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它需要依靠一定的科技、產業、經濟、體制、人力、文化等核心要素的推動，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價值創新體系，從而促進整個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性調整，實現城市健康快速發展。

（三）變量選取

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在理論上存在密切的互動發展關系。一方面，企業孵化器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推動力。它可以增強城市的自主創新能力，使較高的創新投入資金獲得較高的創新產出，實現城市科技、人才等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另一方面，創新型城市建設是企業孵化器的拉力器。企業孵化器的良性運營離不開它所依賴的宏觀環境，健全的服務管理體系、良好的創新文化氛圍是企業孵化器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該系統的變量因素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一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主要變量因素。包括：政府宏觀調控力度、市場機制、相關扶持政策、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創新人才比重、創新產業比例、法律體系的健全程度、中介機構數。二是企業孵化器的主要變量因素。包括：外部市場需求、員工的素質與能力、企業孵化環境的整合能力、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融資比率、技術創新成本、企業孵化成功率、產學研一體化程度。

（四）模型結構

通過對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關系的簡要分析，兩者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如圖1所示。構成系統動力學模型的基本元素包含“流”與“元素”?！傲鳌狈譃閷嶓w流和信息流；“元素”包括狀態變量、速率和輔助變量。本文主要運用Vensim軟件的結構分析工具，來舉例分析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模型的結構。

在創新型城市的評價指標中，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占比是一個重要評價指標。在系統流圖中，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比重的循環有38個之多，也體現了這一點。其中一個鏈條較多的包含了10個變量：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市場機制、政府宏觀調控力度、法律體系的健全程度、外部市場需求、產學研一體化程度、企業孵化環境的整合能力、融資比率、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

負反饋中的一個重要變量為技術創新成本，其中循環鏈條最多的為9個，包括技術創新成本、融資比率、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市場機制、政府宏觀調控力度、相關扶持政策、中介機構數、技術創新成本，在循環中變量的作用不斷放大，催生負反饋的自組織行為。

運行機理

機理原是物理學概念，本意指機械內部組織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功能原理，后被其他學科借用。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研究創新型城市與大學科技園的互動機理，必須深入以下關鍵點：原始動力性，即兩者互動的動力源，決定著互動發展的狀態及其活力；組織互動性，即城市與園區的組織結構，決定著二者相互作用與有機聯系的深度與廣度；功能導向性，即互動功能的性質與狀態，有利于認識兩者互動產生、形成與發展的內在動因。根據圖1建立的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以及模型系統結構變量之間的因果追蹤，本文試圖從以下主體角度來簡要概括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的運行機理。

第一，以政府為主體的政策扶持為主導的運行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企業―市場，三者之間的互動運行是一種動態的、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二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突出充實本地區人力資本的重大意義。三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市場，強調產學研結合是企業孵化器發展的關鍵。

第二，市場―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市場機制、金融活動、法律體系與以孵化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之間的互動運行，突出市場機制、金融活動和法律體系對企業的技術創新都有著重要影響。

在圖1所示的系統因果關系圖中，有兩種動力源，即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兩種動力源的不同作用路徑也形成了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的兩種實現模式，即市場驅動型、政府推動型。

互動發展的實現路徑

（一）構建互動生態系統是基礎

一是立足角色，找準生態位。借鑒斯坦福大學與硅谷在大學科技園區與創新型城市互動發展的成功典型經驗，大學科技園區要充實孵化器的角色，孕育創業創新型發展模式。

二是構建系統的內部轉化機制。在大學科技園區與創新型城市雙向互動中，在關切相關利益的基礎上，創新內部轉化機制。如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學的技術授權辦公室，專門負責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后來為其他高校紛紛效仿。

三是注重經驗積累。成功的互動關系來自于不斷的經驗積累，如Gordon Moore（2000）將硅谷經驗概括如下：一是科學家成為管理者；二是把科學商業化、產業化；三是善于識別、創造和捉住機會；四是強調專業化。我國大學科技園起步有10余年歷史（1999年啟動， 2001年首批認定），創新型城市建設時間更短（2006年啟動，2008年深圳成為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相對于發達國家60余年的歷史，還有待經驗的逐步積累。

四是創造良好的互動生態環境。以研發及轉化為核心內容，組織各種關鍵資源，營造宏觀與微觀環境，引導相關利益方的積極參與，包括大學之間的互動、政府的介入，特別是對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種專門事務機構的完善。相對于市場驅動模式，我國情境下的互動發展還需要破解區域歷史的影響、制度體制的羈絆，如逐步改變資源配置的純行政方式，變條塊管理模式為社區管理模式，解決好屬地高校、駐地高校與地方的關系。

（二）優化系統行為是關鍵

一是優化系統參數。在復雜系統中同時有多個參數需要同時優化，如在圖1中，優化相關扶持政策、提高融資比率、創新融資方式、變資金流的校內循環為校地雙向甚至多向循環，達到相互影響與相互塑造的更深層面。

二是優化系統結構。復雜系統中包括多個狀態變量，如何從中選擇決策所依據的信息源以及如何根據所選定的信息源來決策是系統動力學模型中重要的尋優問題。如圖1中的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創新人才比重等變量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成為決策依據的重要信息源。

三是優化系統邊界。系統邊界及邊界條件變化引起系統資源的競爭和再分配。而且引起邊界發生變化的條件是歷史客觀的，涉及的邊界優化也有多個視角。在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大學學科群與城市產業群的匹配廣度與深度，直接影響著互動程度；在人才培養方面，大學提供的各類人才的產業適用性由于時滯的存在需要提前預研，這在行業型高校與資源型城市轉型中更加突出；再者，還要突破地域與體制的固囿，在突圍中實現突破。

（三）建設學習型組織是重要的實施策略

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的互動關鍵在于學習型組織與學習型城市主體的五項修煉，彼得?圣吉認為系統思考的修煉是建立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修煉，同時系統思考也需要有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團隊學習四項修煉來發揮其潛力。

第一，以系統思考統領與強化互動發展。以系統思考為統領，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互動關系中堅持系統觀點與理念，探究互動的發生條件、影響因素，發掘互動的深度、廣度與可持續性，以推進整體融合獲取大于甚至倍于各部分加總的效力。

第二，在開放中實現自我超越。通過大學科技園實現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大學功能協同，并在實現機制上實現超越。創新型城市建設在于升華城市精神，實現資源整合，創新驅動城市發展。實現二者互動，要在對客觀現實正確判斷的基礎上，積極尋求契合點、成長點，并持續推進。

第三，轉變組織心智模式。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樹立雙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破解固有的行為方式。跳出體制藩籬，在創新型城市建設與服務型政府改革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官產學研對接中，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中，提高大學的社會認可度，拓展發展空間。

第四，建立共同愿景。轉變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在體制上游離、運作上并行的現狀，建立基于超越與創新的共同愿景，并提升實現共同愿景的能力。一是挖掘持久動力，把握現代大學價值與城市時代精神的契合點；二是持續接力，不因管理層的變動而大幅度起伏；三是根植于民眾，為社會各階層高度認同。

第五，團隊協作與學習。運用系統動力學工具對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進行系統分析，本身就是對創建學習型組織的一個推演。在現實中，促進團隊協作與學習，要營造集群氛圍，通過中介機構與組織創新，提高面對面交流的頻度。以廣視野、寬角度、多領域的團隊推進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創建的互動走向深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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