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形勢與政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心理性別差異

男女大學生在認知、情感、思維等心理特征方面也存在差異，比如在認知上，女性對具體場合的依賴性較強，而男性對具體場合的獨立性較強；在情感上，女生感情細膩而隱含，男生感情比較粗狂而張顯；在思維上，女性偏重感性與形象思維，而男生偏重抽象與理性思維；在興趣上，男生喜歡比較廣泛，追求刺激好玩，女生則興趣比較文藝，喜歡安靜小資的興趣愛好，同時在自信心、意志、成就歸因以及心理問題方面都存在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

（2）社會性別差異

社會性別，就是指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性別差異及所表現出的性別特征，表現為社會對兩性在社會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期待。在這種社會屬性上建構起來的隱含的社會性別中存在著大量的暈輪效應與刻板印象，比如“男強女弱”、“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內”等社會性別觀點。在我校同學調查中，76%的男同學和61%的女生贊成類似觀點，從這個差異中看出女性面臨著更多的關于社會性別帶來的社會問題與人生問題。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規律與理論角度存在性別差異

（1）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上存在性別差異

高職類院校絕大數專業都存在男女失衡的現象，甚至出現專業性別隔離現象，而在這些專業性別隔離嚴重的專業中，男女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也存在很大不同，政治法律素養、道德行為養成、理想信念教育、就業婚戀觀念以及心理問題關注層次也有所不同，看待與對待問題角度與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同，在這些具體的思政教育內容中性別教育往往缺位，怎樣在男女比例懸殊較大的不同專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難題。

（2）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上性別差異

美國教育家羅森布魯姆•洛登提出男性傾向于一種陽性的管理模式，其特點是競爭、等級權威、集權領導和理智地分析解決問題；而女性則傾向于一種陰性的管理模式，其特點是協作、領導者與下級配合、非高度集權、在感性熱情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為此，在高職院校思政教育與管理中采取不同的技術處理，對男生多采用競賽方式，而對女生多采取合作方式，在男女學生教育方式上也有所不同，通過調查發現，男生對“說理教導類”方法的接受程度高于女生，男生為58.8%，女生為46.3%；女生對于“情景感染類”方法接受程度高于男生，男生為41.1%，女生為53.7%，因此對男生多采取理性邏輯說教方式，對女生多用情感感染方式為佳。管理者應尊重并利用差異進行施教，而不是盲視管理。

（3）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上存在性別差異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是人的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終極目的。”這就要求思政教育要以人為本，著重考慮到男女兩性在接受思政教育內容著力點、接收方式以及管理手段的不同，因此教育者不僅要遵循因材施教等教育規律更要因性施教，根據男女兩性身心發展的特點，采取各種措施克服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有針對性地開發兩性各自的智力潛力，發展其智力優勢，彌補其智力劣勢，使男女兩性都能得到完善而優異的發展，以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時代特征。

3.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性別問題

首先,學生自我管理方面。高職類院校學生自治管理機構中男生比例仍然較高，以我校學生會為例，男生比例占76.2%，女生只占23.8%。同時理工科專業大多數沒有專門的女生部門，女生往往沒有話語權，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維護；其次，理想信念方面。在高職理工科院校中，對表達宏偉志向的男生大多數人持稱贊的態度，對說出自己遠大志向與抱負女生，公眾普遍持辛辣嘲諷的語氣；上課時，理工科教師對學習好的男女同學成就歸因不同，78%的老師傾向認為男同學聰明靈活，56%教師認為女同學則是勤奮刻苦；第三，職業規劃方面。高職類院校早已普及職業生涯等相關課程建設，但理工科的女生職業生涯規劃則普遍比較模糊，對未來職業沒有合理與科學的規劃；第四，在就業方面，通過對我校畢業生進行電話回訪時，八成女生不同程度感受或者遭到就業歧視，六成女生普遍認為薪資待遇仍然是男生高，有跳槽想法女生也比男生多，64.2%男生表示有就業壓力，而女生則高達88.4%。第五，婚戀方面。調查顯示67.3%的高職類理工科男生普遍不喜歡專業課好于自己的女生，甚至恐懼比自己學歷高的女生進行交往，也印證了女博士是“第三類人”的社會傳聞。

二、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議

1.理想信念教育

作為能夠指引人生奮斗目標、提供人生前進動力的理想信念對大學生思想政教育尤為重要，怎樣結合不同專業與性別開展高職院校理想信念教育更是值得研究。首先，通過專業教育樹立奮斗目標。新生入學后請專業專家進行職業崗位剖析，尤其是講清楚該專業男女同學將來可能從事的就業領域與崗位，在厘清課程體系與崗位所需要的人才規格的基礎上，逐漸樹立專業理想與社會奉獻精神。其次,結合性別優勢構建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通過性別分析與規劃找到該專業性別優勢，并逐漸構建出適合自身性別的職業生涯規劃，提高自身職業效能。第三，開展挫折教育，堅定理想信念。在實現理想信念的過程中難免遇到挫折，結合自身身心條件積極調解，迎難而上，磨練意志、陶冶品格，豐富人生閱歷。此外，多請男性主導專業中的女性專家或女性主導專業的男性專家為本專業性別少數者進行主題講座，通過榜樣引領示范，堅定專業少數者理想信念。通過職業教育與性別教育合力構建高職院校學生理想信念。

2.道德法制教育

受傳統觀念和社會轉型的雙重影響，高職院校女大學生在道德觀念上呈現傳統思想和開放觀念并存的現象。一方面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和相夫教子等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戀愛中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畢婚族”和“急嫁族”等現象，使部分女生逐漸形成為了適應和依附男性而導致人格的退化與裂變的錯位的價值觀。在校園里對女大學生開展主體意識為主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尤為重要。首先，高職院校應開設女性或性別課程教育，將其融入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讓廣大師生樹立先進的性別意識，營造性別平等寬松環境，喚醒女大學生主體意識，逐漸構建正確的自身性別道德體系。其次，在德育人文關懷下，樹立女性“能力本位”全面發展觀，并將此觀念成為女大學生主要價值取向，培養“四自”精神與能力，增強其事業心與責任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以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此外，高職院校現階段主要面對90后受教群體，他們法制觀念與法律意識相對較高，但相比男生來說，女生對維護自身利益的女性性別法律知之甚少，這就需要教育者對女生開展針對性的普法教育。通過專題課程與講座加強法律的社會性別分析，對《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以及《婦女權益保障法》相關女性權益保障的法律學習，讓女大學生知曉法律賦予的權力與義務，引導女大學生追求兩性權利的平等。注重提高女大學生的維權能力，教會她們掌握維權的途徑，并利用法律為自己今后的職業與人生保駕護航。

3.身心健康教育

女大學生在成才過程中面臨著傳統觀念的禁錮、社會角色的定位、生理方面的差異以及就業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造成內心的各種沖突、矛盾和失衡，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做好女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拓展宣傳渠道，尊重身心性別差異，利用校報校網、宣傳手冊以及播放優秀影片，增進男女性別認同，增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意識。其次，舉辦關于性別教育的各種身心活動，例如心理知識競賽、心理電影展播、心理劇演出等，普及男女兩性的心理知識，正確認識兩性差異，形成積極健康的心態。第三，開設心理門診以及心理熱線，并建立一支相對專業的心理咨詢教師隊伍，為學生進行及時心理疏導，教會用健康的方式來宣泄不良情緒，調整心態，形成和諧的兩性關系。同時將性生理、性保健知識融入思政課堂體系，使女生逐漸形成自我保護意識，樹立積極正面的身體意象，在提升內在自我價值的同時，培養獨立自主的個性，塑造健全人格。

4.職業規劃與就業教育

高職院校女大學生就業情況不容樂觀，通過調查就業信息數據分析，在相同條件下女大學生就業機會只有男大學生的86.23%，女大學生初次就業率僅為60.88%，比男大學生低10.22個百分點。很多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受或遭遇到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為此，高職類院校應高度重視女大學生就業與職業生涯規劃工作。首先，根據自身性別與所學專業特點，開設專門的性別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明確人生奮斗目標、突破障礙開發潛能、提升職業品質與實現人生價值；其次，開設性別就業心理指導專門機構與課程，通過相關課程與教育糾正女大學生擇業誤區，尋找本專業性別優勢，揚長避短，幫助她們增長面試技巧與職場禮儀相關知識，樹立正確的擇業觀與事業觀；第三，校方應及時就業訊息，并通過與企業溝通與合作，積極為女生拓寬她們的就業渠道，提高就業成功率，實現順利就業。

5.戀愛與婚姻教育

高職院校校園充斥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愿嫁富二代、”“只要有房，寧當小三”等婚戀觀以及校園中的“畢婚族”“急嫁族”等現象，從側面折射出女大學生“拿青春賭明天”的“走捷徑”的浮躁心態。為此，這就要求我們積極引導女學生形成能力本位的價值取向，樹立遠大職業與社會理想，同時通過教師家長引導與朋輩榜樣示范，讓男女學生正確處理愛情與學業、婚姻與家庭的關系，逐步形成兩性并駕齊驅、比翼齊飛、相互幫助的伙伴式的新型婚戀關系。同時將性生理與心理知識、性健康與保健知識、女子防身術等融入到大學生婚戀教育中，引導女大學生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和措施，減少不必要的傷害，幫助男女大學生懂得什么是愛，如何去愛，為將來美好幸福的戀愛與婚姻締造堅實基礎。

三、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研究

1.創設性別課程教育，形成高校思政性別關懷

高職類院校上至領導下至教師應重視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學生處、招生就業處、校團委與思政部具體牽頭，將性別教育與身心健康、職業生涯規劃、就業指導、理想信念、道德法制以及婚姻戀愛等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教育，與此同時開設女性學等選修課,并成立思政性別研究小組開展性別教育與研究，在開展全程的性別教育過程中，用正確的社會性別理論和方法去教育大學生，引導大學生端正性別觀念，養成良好的性別敏感和性別直覺，形成正確的性別角色期待，擺脫傳統的性別模式，提高女性就業競爭力，逐漸形成高職院校思政性別關懷，并收到很好的育人效應與社會凡響。

2.增強性別教育意識，營造和諧性別校園環境

秉承“愛與生命”、“差別與尊重”、“情感與責任”、“道德與法制”的性別專題教育理念，開展一系列性別活動，例如知識講座、比賽競賽、宣傳報道、社團活動、社會實踐等以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培養正確的性別意識。也可寓性別教育于各種校園文化活動中，逐漸形成尊重性別差異，樹立正確性別價值觀，營造出和諧性別校園環境，通過潛移默化的性別隱性教育幫助大學生樹立科學的性別意識觀。

篇（2）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主體間性/方法論基礎

politicaleducation/substantialresults/intersubjectivity/methodology

當代青年大學生是社會生活中最富有創造精神和超越意識的高智力群體，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如何，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素質教育的成敗，關系到如何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是高等院校以及整個社會都十分關注的問題，更是高校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意味著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主體雙方，能夠在平等、公正的平臺上相互交流與溝通，把“規范”化為“準則”，把“他律”化為“自律”，把“責任”化為“良心”，把對國家、對人民的高度責任心和使命感內化為德性，只有這樣，才能使青年學生在參與互動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啟迪智慧、陶冶情操、交流感情、增強信心，不斷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實現理想、信念的價值提升。因此，怎樣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效性達到最優化？采取什么樣的方法和措施達到最優化？對于這些問題，已有不少學者和理論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和研究，然而，要從根本上解決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問題，需要進一步對決定其實效性的內在機制和內在依據——主體間性理論，給予應有的關注和探究，為實現單一式的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轉向提供新的哲學范式和方法論原則。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門運用的理論與方法，專門研究人們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及其發展規律，培養人們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學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根本的是堅持和鞏固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新特點和新方法，從實際出發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深做細，才能收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而所謂的實效性，是指實踐活動的預期目的與結果之間的張力關系，是實踐活動對于目的的是否實現及其實現程度，亦即實際效果問題。人們對任何實踐活動實效性的感知與評判，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據是這一實踐結果的有效性。人們對實踐活動效果的追求，其落腳點也正在于實踐活動結果的效用上。具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即是指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運作對其教育目標的實現程度，它既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順利地轉化為學生個體的思想道德素質，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效益，即通過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同時，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還表現在教育的效率上，即以一定的人、財、物、時間的投入獲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大的效益。可見，教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共同構成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基本內涵。而要實現以上的教育目標和教育目的，需要廣大的理論工作者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運用正確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我國高等教育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學校教育的首位，成為培養社會主義新型合格人才的主陣地，為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就高等院校來說，其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實效性主要體現在教育過程和教育目的的實現這一關系上。它在本質上是教育過程對教育目的的實現所表現出的一種積極的價值屬性，是指教育過程最大限度地發揮諸教育要素的效能，促進教育目的的實現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特性及所達到的實際效果。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到來，現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和不同層面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功能。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浪潮的撲面而來，導致大學生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價值觀念呈現出多元化的現狀。國門打開以后，西方社會的各種社會思潮大量涌進，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思潮運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存在主義強調人的絕對自由及自我選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義強調人的“”、“力比多”以及性解放，實用主義思潮帶來的“有用即真理”的理念；到90年代后期，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主流意識形態觀念的解構，強調非中心化、邊緣等意識，自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關注個人權利自由而忽視社會義務的思潮，這些新舊價值觀念彼此沖撞交織在一起。高校學生通過媒介獲取了各種信息和價值觀念，卻面對紛紜復雜的觀念世界帶來的選擇困難，他們往往表現得無所適從，而直接后果就是出現價值相對主義，甚至導致道德虛無主義的后果。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陳舊和方式方法的單一，也是導致其實效性弱化的重要方面。長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實踐中的做法過于簡單化，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如在教育的內容上，一直局限在人才培養的政治素質方面，把德育簡單等同于政治教育，使內容過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這樣忽視了對學生進行人格品質這一最基礎、最簡單的德性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重灌輸輕啟發，把學生當作被動的客體，忽視了學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養，將道德理想作為純觀念性的東西灌輸給學生，脫離了大學生的道德基礎和生活實際；在評價方式上，重結果評價輕過程評價。如此等等，這些都使學生無法找到道德理想和現實生活的結合點，無法產生道德情感的體驗和思想的共鳴，也就無法認同、接受。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對教育對象的辯證理解和把握。教育的實效性離不開教育者對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學生接受或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學生對知識的需求，理論教育就是對牛彈琴。如前蘇聯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曾經說過的那樣：“如果教師不能很好地了解學生，不會綜合規劃教養、教育和發展的任務，抓不住教學內容中的要點和重點，不善于選擇教學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學過程永遠不會有成效。”[1]180教學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了解始于溝通，廣大的理論工作者只有加強對青年大學生的了解，加強與他們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才能找準方向，有的放矢，實現教育過程和效果的最優化。

思想政治教育要擺脫困境、沖破圍城，一是要求高等院校必須針對青年大學生具體的思想實際，在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中營造良好的育人小環境，把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結合起來，把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結合起來，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二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在一定的哲學理論指導下尋找依據，因為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只有哲學才能為我們提供最一般的方法，提供解決問題的鑰匙。“哲學一向是探求宇宙‘最高原理’的，擔當著為其他各種社會意識形式提供理論依據和思想指導的任務。哲學的這種性質使它必然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發生聯系。”[2]394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就在于對青年大學生進行理想教育，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主體間性”原則的核心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達到不同主體間的共識；二者的價值追求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從這一點上看，即從“人與人”的關系上看，二者的基礎是相同的，因此，從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最優化問題也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種理論創新；而且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

認為，人是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具有主動性、自主性、社會性等基本屬性，而主體性是最能體現人類本質力量的特性。然而，人的主體性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通過實踐，通過交往形成、表現和確證的，并且在長期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發展出了主體—主體之間的這種“相互交往性”即“主體間性”，它是人的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主體性是近代西方哲學的基本命題。出于呼喚社會現代性——理性精神的歷史需要，西方近代認識論哲學高揚理性，肯定主體性：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題，開始把存在的根基轉到主體性上來；康德確定了精神活動的主體性，即通過先驗范疇對客觀世界的模塑，而實現“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把理性客觀化為絕對精神，以其統攝世界、推動歷史，實際上仍然是倒置的主體性哲學。隨著主體性的發展，人們熱衷于主體性的極度張揚，人類在自然界面前為所欲為，肆意掠奪、索取，最后導致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

對主體性問題研究的深化，必然使主體間性問題受到關注。從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出發，我們認識到人的發展實際上是人的全面發展與人的自由發展的統一，是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個人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全面發展的人同時也是具有個性和主體性的個人。教育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作為促進人的自我建構的一種實踐活動，必然關注主體間性教育的研究。

所謂主體間性，亦即主體之間的關系，是現象學、解釋學、存在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哲學的重要概念。主體間性哲學是一種消解主客對立和主體中心的新主體哲學。主體間性作為主體間關系的規定，是指主體之間在語言和行動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雙向互動、主動對話的交往特點和關系，是不同主體間的共識和不同主體通過共識所表現出的一致性。

主體間性與主體性二者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首先，主體間性是兩個或多個人主體的內在相關性，它要以個人主體性為基礎。如果人不成為主體，不具有主體性，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主體間性。其次，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又有區別，主體性是主體與客體(包括自然和作為客體的人)發生關系時所表現出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能動性、占有性等個體特征；而主體間性則是主體與主體在交往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以“交互主體”為中心的和諧一致性等集體特征。主體性生成于對象化活動，主體間性生成于交往實踐之中。由此可見，主體間性超出了主體與客體關系的模式，進入了主體與主體關系的模式，這是一種新的態度和思路，可以導致完全不同的過程和結果。單純的“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模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系時行之有效，但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體”的困窘。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在于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從“主體—主體”或“主體—中介—主體”的模式轉變。這種主體認識和實踐模式的轉變，有利于人與人之間建立無條件的平等關系，在交流過程中把對方視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充分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共同創造和諧民主的人際關系。

教育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在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人類生產實踐基礎上的教育主體之間的特殊的交往實踐活動，是一種以共同客體(物化的與非物化的)為中介的教育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溝通和相互理解的過程。在主體間性教育中，主體與主體無時無刻不在交往著，主體與主體的活動相互延伸、擴展，二者之間形成不可分割的融合的區域，教育活動就存在于這個融合的區域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間性的重要歷史使命則是，順應時代精神的要求以及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潮流，從關注和提升個體的生命質量與生命價值出發，樹立尊重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存在、獨特性存在以及世界歷史性的個人存在的基本原理，引導個體實現從“個體占有性”存在的發展方式的轉變，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個人的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既是一個建立在對象化活動基礎上的教育者“價值引導”與被教育者“主動建構”的辯證統一過程，又是一個建立在意義活動基礎上的以教育主體與被教育主體之間的理解和對話為核心的精神往過程，從而可以實現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個體與人類文化之間生命精神能量的轉換和創造性生成。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體間性應具備以下特質：(1)人本性。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交往活動必須從人的自身發展出發，交往的過程即是生命舒展，生命涌動的過程。(2)平等性。每一個教育主體與被教育主體都有參加和繼續交往的均等機會，都有表達愿望、感情、打算的均等機會，都必須有做出判斷、勸告、解釋以及向辯護挑戰的機會。(3)交互性。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以對話的形式在情感、觀點、認識、思想、意見、知識等方面互相傳遞、交流。(4)發展性。交往的主體之間應本著發展的眼光，不斷地對舊有的認識進行內化、重構，不斷地尋找新的出發點、突破點，建構超越以往的新的內容，交往一方的發展會促進、帶動另一方的發展。(5)主動性。教育活動中作為交往主體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應積極主動的與對方進行交往，特別是在教育中起主導作用的教育者更應主動引導、啟發、鼓勵、激勵被教育者更多的進行主體間的交往，以便能擴大主體間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從而提高教育效果并最終達到教育目的。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入情才能入理，只有入理才能入心，只有入心才能入行。可見，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以主體間性的實踐體驗為基礎性方法和途徑。“道德是一種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而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實踐性。”[3]23思想道德的發展與培養不能給予人或傳播給人。誰要享有發展與培養，必須用自己內部的活動和努力來獲得，人的思想道德品質的養成不可能單獨起源于主體或客體，只能來源于兩者的相互作用，即主體間性的實踐活動。實踐活動或主體間性是實現思想道德知識與德性智慧之間轉化的途徑，它提供了連接思想道德認識與成就德性自由的橋梁和轉化的契機。

三

建立在主體間性哲學方法論基礎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根本任務是對時代性和規律性的把握和實踐運用。在現實的教育過程中，時代性、規律性、實效性是同步體現的。就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發生特點來看，可以包括長時實效性和即時實效性。長時的實效性是指在一個階段、一個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現出持續、穩定的實效性。即時實效性具有情境性，如一堂課、一次參觀活動、一次談話的德育效果，這種效果是個體的現場經歷和真實感受。長時實效具有全局性、整體性，即時實效表現為局部性、個體性。長時實效性以即時實效性為基礎，即時實效性以長時實效性為歸結。我們要在實效性問題上求真務實，同時注重兩種實效的會通一致。因此，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應貫徹主體間性原則的基本精神，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1、尊重被教育者是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前提。每一個大學生都有渴望關愛、得到鼓勵、學習新知、表達自我的成長需要。尊重大學生的人格，有效地滿足大學生合理的需要，發揮大學生自我教育的主動性，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條件。發揮大學生自我教育的主動性，就是要求廣大理論工作者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承認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認識的主體、發展的主體，在教育活動中充分調動大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可以采取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的方法，在討論中允許師生間存在觀點上的及思維方式上的差別，通過辯論、討論既鍛煉了學生分析、表達能力，又可以使教師比較容易地掌握正確的導向，同時探討式的教育過程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氣氛融洽，對形成共識、加強了解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從而使青年學生最大限度地參與整個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讓大學生把外在的德育學習活動逐步內化為自身需要的實踐活動，促進大學生在德育實踐過程中體驗生活、感悟道德、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2、回歸生活是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基礎。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無非是人們之間的活動關系、交往關系，即生活實踐關系。生活世界是道德產生和道德發展的基礎，也是道德內容的現實來源。因此，道德總是生活的道德，生活也是離不開道德的生活；生活需要并產生道德，道德適應并滿足生活的需要。“回歸生活”實踐，其要義就在于使德育的內容、途徑和方法“近、小、實、親”。近，就是貼近生活，貼近學生，貼近實際；小，就是從小處著眼，從小處入手，從小事做起；實，就是傾注真情實感，講述真實情形，做誠實守信的人；親，就是親切融洽，可親可信，親身踐行。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價值，就是提升青年大學生的道德水平。

3、知行統一是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關鍵。思想品德是知與行的統一。知是行的基礎，行是知的體現。“知行統一，身體力行”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成就事業的基本原則。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培養人的思想品德活動，應在實踐中進行，實踐的觀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觀點。青年學生的思想品德不僅是教師在課堂上“教”出來的，也不僅是學生在課堂上“學”出來的，更重要的是青年學生在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為此，我們在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體系建設實踐中，不僅要講授好政治理論課的各門課程，而且還要建設好政治理論課的實踐基地；把靜態的結果定量評價和動態的過程定性評價和諧地統一起來，促使大學生在德育活動中“自致其知、自導其行”，達到“自健其德”的理想效果。

4、加強學科研究是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重要一環。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結合起來，是進一步加強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實踐經驗證明，只有理論聯系實際，不斷進行理論探索，才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可靠保證；只有加強科學研究，才能從理論的高度認識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規律與基本特征，從而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

總而言之，從哲學的層面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質，就應在深度上，把它看成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在廣度上，是一個由部分到整體，不斷開辟新領域和道路的過程；在高度上，是一個棄舊揚新的過程，它要摒棄已經“定性”的，但不合時展的東西，要超越已經取得的成果，要在人們“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態中獲取新的突破性成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研究向哲學思維縱深升華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之一，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深化的必然結果，更是提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達到實效性的最優化的內在依據和根本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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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信企業員工價值觀的轉變

目前，電信企業員工除了追求物質上的滿足以外，更加注重精神上的滿足。現如今企業員工的收入較為可觀和穩定，使其生活質量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如果面臨著嚴峻的競爭，企業通過對勞動、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來轉換企業的經營機制，但與此同時，一些員工的個人利益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這樣就加重了他們的心理負擔，如果對員工引導不利，管理不到位,就會滋長一些不健康和腐朽思想的價值取向，以此長久下去，勢必影響電信企業的思想道德建設和企業發展進程，對于提升企業形象是極為不利。

（二）電信企業員工利益觀的轉變

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要受到價值規律的制約，而價值規律的發展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在這種因素的影響下，一方面是激勵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促進了企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市場的無序競爭，使得員工的思想產生了變化，容易助長個人主義的錯誤思想傾向。這樣的問題一旦處理不好，就會使企業的員工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發生扭曲,這是做好新形勢下企業員工的思想工作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競爭環境中，要通過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強企業員工的憂患意識，使員工在企業競爭順利時要顧全大局，在企業出現困難時要與企業共擔風險、共渡難關。

（三）電信企業員工思維方式的轉變

傳統意義上的思維模式遵循的原則是循規蹈矩。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在跟著發生著變化，可以說,循規蹈矩的思維方式已為求變、求新的思維方式所取代,員工的思想更加活躍、更加開放。員工思維方式的變化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難度。因此，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積極引導企業員工遵循正確的思維方式和遵紀守法的意識，自覺克服和抵制消極因素影響。

二、當前電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所面臨的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積極體制的不斷完善，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呈現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共同發展的局面，由此給企業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面對通信領域的競爭不斷加劇，使得電信企業內部的各種矛盾不斷滋生，這為電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帶來了較多困難，做為電信企業基層的黨務工作者，應該認清形式，找準切入點，為調整企業的思想工作奠定基礎。

（一）市場競爭加劇，導致企業員工情緒不穩

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影響下，電信企業之間為了增強自身的市場地位，不斷的采取一系列的促銷手段來爭奪市場，這樣導致在一些地區的市場競爭出現無序狀態，這使電信員工感到束手無策。由于國家在政策上傾向與后進入的電信企業，允許其在價格上有一定的差價，這樣就造成在電信市場競爭呈現出不平衡狀態，這就使電信員工面對這一新情況,產生消極的工作態度,思想情緒出現不穩定。

（二）企業轉型時期存在不確定因素，導致員工信心不足

目前，電信企業的經營模式隨著市場格局的變化，如：寬帶、移動等增值業務呈現不確定因素；固話效益逐年減緩；3G服務的全線推廣等等，這些新的增值服務與行業內部之間的競爭，導致電信企業的未來發展存在許多的變數，這樣使得電信企業的員工對電信企業的前景不樂觀，工作信心不足。

三、新形勢下電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隨著電信行業市場競爭的加劇，給電信企業帶來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矛盾。因此，電信企業必須要做好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此來積極應對并不斷充實新的變化。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就是電信員工，這對電信企業的未來的長遠規劃與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只對不同的情況，準確把握企業員工的思想動態，以此來緊跟時展的步伐，與時俱進，積極研究新的情況并解決新的問題，采用科學的方法，促進電信企業員工的凝聚力，這樣才能讓員工煥發出新的活力和生機。因此，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應從以下幾點來探究新的思想工作內容。

（一）開拓創新，狠抓落實，使思想工作適應電信企業轉型的新要求

加強電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把握特點和規律，用新思想研究新情況、用新思路解決新問題、用新舉措開創新局面，通過不斷創新，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終保持旺盛的生機與活力。要不斷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對象和渠道，實現機制、形式、方法創新，使之延伸到電信企業員工的工作、生活的細節處，滲透于電信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領域，貫穿于企業轉型期改革建設的各個方面。

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緊跟企業轉型期的實際需求，充分認識到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如：一是新技術的全面推廣所產生的壓力；二是電信市場的競爭加劇；三是電信企業的內部管理體制的變換等等。

針對市場競爭帶來的困難，做為企業的思想工作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視，盡快適應電信企業轉型期的新需求，要有針對性的開展思想工作，以此來提高電信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從而穩定企業員工的思想情緒，增強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使員工在企業的轉型發展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最終達到以達到穩定企業員工團隊的目的。

（二）堅持基礎教育與單獨教育相結合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要以基礎教育為主。在平常的思想政治工作應該對電信企業員工進行基礎的理論教育，要不斷的向其灌輸基礎的政策、法規教育，尤其是要協助企業員工的正確看待現實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要努力做到以理服人。

二是積極處理工作矛盾。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協助員工掌握并處理工作中的問題，特別是電信公司業務收入占比的萎縮和電信員工收入低微（惡性價格戰的后果增量不增收），且工作量有大幅增加等問題，因此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以此來平復企業員工心中的矛盾。

三是要充分尊重電信員工的權利、尊嚴以及人格，平等對待企業員工，切實做好個別員工的思想工作，切勿盛氣凌人，要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企業的每一位員工，這也是企業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三）思想政治工作要積極引導員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針對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對于電信員工的價值觀取向，幫助企業員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現代的經濟體制不僅改變了電信行業的市場競爭結構，還影響到了企業員工的價值觀的轉變。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使得電信行業不得不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帶來的挑戰。因此，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積極引導企業員工牢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使企業員工能夠把個人的價值觀與企業的長遠的發展相統一，積極提升員工思想認識，將企業員工的價值觀引導到電信企業的整體價值體系上來。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形勢下，電信企業的員工的思想動向發生了變化。只有將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細、做深，積極探索電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規律、途徑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夠充分激發電信企業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努力工作，積極拼搏出色完成年度各項經濟指標。

（四）加強企業組織領導，合力推動工作深化

電信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電信企業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電信企業黨委要充分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站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切實加強對企業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發揮組織保證作用。

一是要完善在電信企業黨委統一領導下，企業的各部門和工會等組織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齊抓共管、形成合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機制。

篇（4）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2-0004-02

學習型政府早已經成為時下流行的概念和術語，其理論來源主要是學習型組織理論。學習型政府可以說是以學習型組織作為理念和構架的一種政府組織形態。與其他學習型組織不同的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實行者是以國家強制權力為后盾，長期以來學習型政府已經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筆者認為我們在討論學習型政府的同時，不能忽略學習型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問題。

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們在大力提倡構建學習型政府的同時，更應該在政治平等的價值理念關照下厘清學習型政府的角色。所謂政府角色是指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它與政府的權力、性質、地位、功能、職能等緊密相關，政府角色問題涉及政府的權力邊界、政府的功能范圍等諸多方面[1]。而就政治平等而言，它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沒有政治平等可以說就沒有現代政治文明。所謂政治平等是指所有社會組織成員都具有足夠的素質和能力與其他人一起平等地參與治理該組織，同時任何個人或少數人都不是理所當然的統治者的價值觀念[2]。政治平等的價值觀念所要求的是擁有平等人格、權利和理性能力的個人構成了具有平等政治權利的社會公民，政治權力和國家絕不能侵犯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政治平等作為一種價值理念要求學習型政府應該扮演有限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一、有限型政府

學習型政府應該扮演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理論來源已久，其理論淵源是西方的近代自由主義。西方近代在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下政府被認為是必要的惡，十七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就已經提出了有限政府的觀點，其核心理念認為政府權力是個人權利的潛在威脅，為了保護個人權利，政府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此后雖然有限政府理論被人們不斷完善直到今天，但其內核限制政府權力的觀念始終是不變的，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涉及的“政府”，不僅指狹義的政府即國家行政系統，而且包括國家立法、司法、行政系統在內的廣義政府。所謂有限政府其核心是限制和約束政府的權力，在這一點上是沒有爭議的，只不過在權力限制的方式、限度和依據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爭論。因此，有限政府是現代政府管理的必然價值選擇，學習型政府則更應當體現有限政府的價值要求，使政府的權力、職能、規模和行為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以保障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這一點從國內學者對學習型政府的理解上就能得到證明[3]。因此，建設學習型政府應該以有限政府為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行為，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職能，政府應該將社會性事務更多地交給社會性的中介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學習型政府的過程應該是建設有限政府的過程。

另一方面，有限政府理念也有利于學習型政府的建設。學習型政府不應該是全能政府，全能政府同樣也不利于有限政府的建設，因為“政府行政審批的程序越多、越復雜，則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越大，效率越低，同時政府所支配資源的分散和浪費，使得政府無法真正履行主要職責，更不能為社會公眾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4]。因而，只有按照有限政府價值理念的要求將政府的權力和職能規范在法律和憲法的框架之內，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才能建立起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學習型政府。

二、責任型政府

學習型政府應該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理念是與有限政府相關聯的，有限政府并不意味著不承擔責任，相反，有限政府必須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是與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相關聯的概念，責任政府的出現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根據張賢明的觀點，所謂責任應該包括三個有機組成部分：第一，責任主體的分內之事，這部分指積極責任；第二，責任主體沒有做好分內之事時應該受到的譴責和制裁，這部分主要指消極責任；第三，對責任主體行為的評價[5]。而責任政府主要是指通過立法機關進而向全體選民解釋其所作的決策并證明這些決策是正確合理的行政機構。責任政府起源于英國的議會內閣制，現代責任政府理論認為，責任政府的核心特征是責任政治。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責任政治其含義主要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去理解：狹義的責任政治主要是指責任內閣制，即行政機關由代議機關產生并對代議機關負責的政權組織形式；廣義的責任政治指公共權力的行使者直接或間接地對人民負責，同時，人民能夠控制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從而保證公共權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責任政府是一個發展的價值理念，傳統的責任政府是與有限政府理念相一致的，政府承擔的是消極的責任和義務。即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消極的，它不得以積極的作為侵犯每個公民平等的個人權利。這種責任政府理念主要強調的是法律和憲法對公共權力的限制與約束，以防止公共權力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從而侵犯公民個人權利。現代責任政府理念與傳統責任政府理念不同的是現代責任政府不應該完全處于被動狀態，隨著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管理職能，其所承擔的責任除了傳統的消極責任外，政府還要承擔滿足社會公眾的理性需要等積極責任。可以說現代責任政府理念不僅包括保證政府責任實現的機制設置，還包括責任意識應該內化為政府組織的構成主體，即責任意識的行政人格化。

因此，學習型政府更應該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理念是學習型政府的價值要求。這一點從學習型政府的內涵中就可以得到證明，如國內有學者認為學習型政府是指“在政府內部形成濃郁的學習氛圍，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和機制，形成全員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的局面，從而提高整個政府的群體能力。”[6]提高政府能力實際上就是提高政府承擔責任的能力。因此，建設學習型政府就是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責任，保證政府機關向代表機關和人民負責。我們應該將現代責任政府理念作為構建學習型政府的目標之一，在構建學習型政府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責任政府模式，將現代責任政府理念與我國的行政改革結合起來，確立現代政府責任，采取公開、公正、公平的措施滿足社會公眾的利益需求。

三、公共服務型政府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學習型政府的價值理念之一，建設學習型政府就是要由“政府本位、官本位體制向社會本位、民本位體制轉變”。服務型政府理念的興起是以新公共服務為理論背景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興起的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都是摒棄傳統的官僚制，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運動使西方各國政府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不再是唯一提供公共產品的來源和機構，也不再是掌管公共權力的唯一組織，大量非盈利性組織的興起與介入以及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使得政府必須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展開競爭，政府如果不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他們就會失去權力。因此，政府必須更多的了解公眾的需要，聽取公眾的意見，并采取積極措施對公眾的愿望加以滿足。服務而非權力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的主題，政府不再以自我為中心來考慮問題，公民本位取代了政府本位，公眾至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公共行政領域發生的這場范式革命被學者概括為新的“公共管理范式”，這一范式強調的是公共服務的精神，政府不能再將公民視為管理的對象，而是將公民視為公共管理的參與者，而把自己則視為完全是為公民而存在的一個服務提供者。這樣的政府就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根據國內學者的觀點，服務型政府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首先，從價值理念上看，服務型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和官員必須樹立“民本位、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的思想，與此同時，政府還必須充分考慮公眾的具體情況和需求，因此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為中心、為公民服務的政府，政府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為公民服務，如果政府不能為公民更好的服務，公民就有權利重新組建政府。因此，服務型政府必須把公民置于首要位置，政府應該及時了解民意，回應民意，以公民為中心、為公民服務是服務型政府的主要價值取向。

其次，從政府的職能來看，公共服務型政府主要是提供維護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性的公共服務。維護性的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和人身安全、保衛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這是服務型政府的基石；社會性的公共服務主要是指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和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三，公共服務性政府應該是民主參與、合作共治的政府。公民不再只是政府管理的對象，還應該積極地參與到公共管理中來，“一個民主國家不應只基于民主原則，而且更需要有民主管理的模式，并且在行政體制中體現民主的價值”[7]。政府應該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保證公民能夠積極地參與政府的公共決策和公共管理，從而使公民能夠影響公共決策的制定和監督公共管理的過程。因此，政府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主體，必須建立多中心治理體制。

以此視之，服務型政府理念體現了學習型政府的價值，因為學習型政府應該是面向公眾、面向全社會的，所以學習型政府必須是服務型政府，它必須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

綜上所述，政治平等視野下，我們在建設學習型政府的同時必須把握好政府的角色：有限型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參考文獻：

[1]張樹義.法治政府的基本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06.

[2][美]羅伯特·達爾.論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3.

[3]許正中，張永全.學習型政府[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11.

[4]張雅林.推進行政改革建立有限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1999，（4）.

篇（5）

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一)產業經濟結構不合理，服務業發展不充分

長期以來，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產業，直到2013年，中國才迎來產業結構拐點。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數據，2013年第三產業占比達到46. 1 %，超過第二產業2. 2個百分點。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1980年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就超過50%到2010年，全球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超過50%，低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同時，從貿易竟爭力指數來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計算，中國服務業竟爭力指數小于0，而美國、英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竟爭力較強，貿易竟爭力指數大于0. 1。

(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偏低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加值/從業人員)不斷提升，但總體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進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較大。但是，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較低，2009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122355美元/人，是中國的18. 5倍。

(三)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能源、資源消耗不斷增長，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為43億噸標準煤，占全球能源消費的23 %，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25 %。另外，根據2014年的《國務院關十節能減排土作情況的報告》，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鋼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資源消耗巨大。同時，能源、資源消耗大，必然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中國主要大氣污染物的時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數據顯示，在全國190個樣本城市中，僅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達標，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達標。

(四)人均GDP偏低，國際竟爭力不強

人均GDP是綜合反映一國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效率的指標，如表2所示，中國人均GDP遠遠低十發達國家水平。2014年，中國人均GDP為3 863美元，而美國為46 405美元，是中國的10倍多。

三、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機理

(一)制造業服務化推動服務業發展

一些制造企業在服務轉型過程中，逐步將制造環節剝離，而逐步發展成為服務供給商。從全球大型制造企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一些高技術跨國公司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出售給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線兩段的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營銷、策劃等放在母國。如IBM從一個硬件制造商逐步轉型為服務供給商，這會提升服務產出比重。同時，服務化企業依靠單個企業很難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業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價值創造網絡[[9]。這會衍生出許多新興服務業態，如裝備制造業采取租賃的方式出售產品，那么就需要融資租賃服務作為支撐;而家具、衣飾等行業采取定制化服務，那么就需要3D虛擬仿真設計作為支撐;服務化對顧客信息、數據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術整體解決方案、數據挖掘等業務的需求就會得到發展，新興業態的發展可以提升服務業竟爭力。同時，制造業服務化加大了對金融、法律、咨詢、研發等中間服務的需求，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就會上升。此外，由十服務具有消費和生產的同步性，因此制造業再購入服務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外溢，豐富了服務種類、改善了服務手段，提升了服務業竟爭力。

(二)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節能減排

制造業服務業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它可以分離傳統的資源消耗與利潤創造和生活標準改善之間的關聯，在尋找新的利潤中心，獲取價值和社會質量的同時，減少(直接或間接)的總資源消費U o]。具體來講，如圖1所示，在傳統產品生產模式中，企業傾向十多賣實物產品以獲取利潤，而服務化模式中，企業以滿足客戶功能來獲取收入，為了多獲得利潤，就會少提供實物產品，從而減少資源、能源消耗，制造業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業服務化提升制造業生產率

產出服務化以服務主導邏輯為核心，與產品主導邏輯相比，服務主導邏輯下企業提供更加貼近客戶需求的訂制化產品服務包，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即制造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提供“產品+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或產品服務系統，能夠滿足客戶的特定功能，進而獲得相對穩定且邊際利潤高的收入。

同時，由十服務的無形性，難以被模仿，通過服務化獲得差異化可以竟爭優勢等。差異化竟爭優勢意味著局部壟斷，企業可以獲得壟斷收益，從而提高生產率。

四、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的實證研究

(一)基本假設

1.制造業服務化與服務業發展

制造業服務化催生了新興服務業態，甚至直接增加服務供給;同時，企業作為服務的高端需求方，帶動服務業發展，提升服務業竟爭力。

假設I: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服務產出正相關，即制造業服務化系數越高，服務產出占比越高。

2.制造業服務化與制造業節能減排

制造業產出服務化商業模式不以多提品為唯一目標，減少了廠商多生產產品的沖動，進而減少了資源能源消耗。

假設2: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負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單位產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業服務化與勞動生產率

制造業服務化以差異化竟爭優勢、顧客忠誠度提升等促進了制造業發展，并通過價值網絡、知識共享促進效率提升。

假設3: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正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制造業生產率越高。

(二)回歸方程構建

1.服務業發展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根據凈增長理論，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同樣，影響服務發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因素，具體來講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人力資本水平。衡量人力資本水平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投入法，如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種是結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等。本文用結果法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具體來講，采用高技能勞動力補償占比來衡量經濟活動中的人力資本水平，根據WIOD的各國產出就業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獲得。

技術水平。技術水平衡量比較復雜，本文用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對十部分國家一些年度缺失數據，本文根據歷史增長規律利用線性增長法進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較困難，本文用經濟自由度指數來衡量制度水平，數據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提供的1995-2013年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業需求。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主要是生產，本文用制造業對生產的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使用WIOD數據。

制造業服務化系數。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采用制造業服務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來衡量，使用WIOD的各國產出表計算獲得。

服務業發展水平。衡量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指標比較多，但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一個相對綜合的指標，本文用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

(2)回歸方程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服務業占一GDP比重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選擇1995-2009年作為時間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業規模排名前20位的國家為樣本，但是由十中國、韓國、印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產出服務化數據不可得，所以用14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為服務業占GDP的比重，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2009，i=1,2,w,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

(3)回歸結果

本文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基本涵蓋了全球制造業的絕大部分規模，而時一間僅選取了1995-2009年的階段數據，為了推斷不同時間點的特征，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1)的估訓一結果見表3.

2一節能減排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資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決定，而影響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

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服務化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制造業投入服務化水平用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排放水平用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機物的總排放量來衡量，根據WIOD的AIR表和WDI數據計算可得。

(2)回歸方程與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影響節能減排因素的回歸模型: 

其中，mo、為制造業單位產出污染物排放量，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ef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19952009，i=1,2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2)的估計結果見表40

3.制造業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制造業生產率主要由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產出和投入服務化等因素決定，這些因素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而生產率利用增加值/從業人員計算，增加值以WDI數據的2000年不變價美兒計算，從業人員來自國際投入產出數據。

(2)回歸方程和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制造業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3)的估計結果見表So

(三)結論分析

1.根據表3的回歸結果，服務產出占比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投入服務化也與服務業占比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10%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to

2.根據表4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單位產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都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2。這一結果呼應了饒暢((2013)關十制造業投入服務化可以提高制造業碳生產率的結論。也與曼齊尼和維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業產出服務化戰略可以減少企業的直接或間接資源消耗的結論一致[U of。目前，中國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制造業發展模式和投入、產出結果失衡，緩解資源能源壓力，其關鍵還是在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改變制造業盈利模式，加大投入產出服務化強度。

3.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3。這一結論與阿諾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業的發展對制造業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都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一致。提升勞動生產率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目前經濟增速放緩，需要依靠提升制造業、服務業生產率來實現快速發展，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五、政策建議

制造業服務化是推動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有利十節能減排，帶動服務業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推動制造業服務化主要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竟爭，提高制造業服務化動力

根據分析，制造業服務化水平與制造業附加值率負相關。企業之所以采取服務化戰略，是迫十竟爭壓力，并不是因為有雄厚的實力，即企業內生動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國市場竟爭還不夠充分，在一些領域還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如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白酒產業，幾乎每個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過政府采購、政策優惠等對本地產業進行保護，真正全國統一的市場竟爭格局并沒有形成。同時，部分制造業領域還存在國有企業壟斷，沒有動力改變發展戰略和生產方式。因此，推動制造業服務化，需要減少地方保護，建立全國統一的、完備的產權制度和規范的市場秩序，做到真正的優勝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國經濟價值實現機制不合理，導致當制造業面臨竟爭壓力時，一些資源直接撤離制造業，而不是通過制造業轉型升級挖掘利潤。如虛擬經濟虛火導致資產泡沫化，資產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會資金、社會精英投入到虛擬經濟領域，同時，資產泡沫化的“擠出效應”會擠占其他產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壟斷扭曲了資本獲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資源等領域通過行政壟斷獲取超額收益，資本都追求通過行政壟斷獲取高額利潤，而不愿意通過技術創新、品牌培育獲取利潤。因此，要推動整個經濟系統的竟爭，使利潤獲取和價值創造相匹配，推動制造業服務化。

2.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打造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載體

產業集群化擴大了經濟規模，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更大市場支撐。同時集群化企業之間相互分土協作，有助十建立長期的信用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發展有助十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美國硅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催生了集制造、研發、商務、設計、會計法律、咨詢顧問的集群式發展。硅谷電子信息產業中，3 000家服務企業服務十2 700家制造企業。浙江溫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裝、低壓電器、打火機、剃須刀等為主導產品的中小產業集群，促進了相關生產業的發展，并降低了生產鏈的協作成本。制造產業集群的形成，將吸引相關制造服務企業入駐和聚集，構成其服務支撐體系，實現有效降低生產鏈協作成本的目的。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具有規模優勢的制造服務企業，實現跨區域和跨行業聯合，以形成規模化、集團化的大型服務企業。支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集聚發展，鼓勵企業間的協作。同時，按照“產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產業園區，積聚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發展要素，實現產業融合發展。

3.建設協同性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篇（6）

溫州中間性經濟組織無論是哪種聯合模式，均是企業和市場進行的交融，最終形成邊界模糊不清的經濟組織。中間性經濟組織必然是以中小企業組織形態為主的溫州模式的發展方向。

溫州中間性經濟組織形式歸納為以下三種：第一，在溫州制鞋、服裝、工業電器、汽車摩托車配件、打火機、眼鏡以及燈具等行業廣泛應用的虛擬經營；第二，介于純市場和層級兩種組織之間的企業集群，它比市場穩定，比層級組織靈活，借助于這種特殊組織結構，小企業之間建立長久的交易關系且不一定以契約來維持，而主要通過信任和承諾來進行協作，從而獲得馬歇爾所說的“外部經濟”；第三，包括契約式與股權式的戰略聯盟。契約式的戰略聯盟在溫州柳市發展最具典型，柳市的323家低壓電器公司聯合起來，先后在全國320多個大中城市，230個縣級行政區設立了進行統一的銷售子公司、分公司和門市部，在18個國家、地區開設直銷點、銷售公司，既避免自相殘殺，又為各企業產品的銷售和企業形象的樹立提供了保證，以致發展成股權式的戰略聯盟，誕生今天的德力西集團、正泰集團和新華集團等大企業。

溫州中間性經濟組織的競爭優勢

中間性經濟組織根植于溫州文化獲得蓬勃發展勢頭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多數溫州人沒有受惠于計劃體制的好處，沒有優越的自然資源稟賦可供依賴，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謀出路，從而養成一種獨立性與自主意識。這種獨立性、自主意識使得溫州人較之受計劃經濟影響較多的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具有強烈得多的創業傾向。在全國各地的160萬溫州人大都采取獨立經營的形式。早期的溫州老板的創業精神被歸納為：可以當老板，也可以睡地板。溫州人的“市場精神”是豐富的，他們對潛在獲得機會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從大人到小孩都會非常嫻熟的討價還價。

中間性經濟組織就其特長來說符合溫州的文化傳統。通常認為，溫州人較早具有市場經濟的文化底蘊，由此追溯到1600多年前永嘉學派“事功”的文化傳統。永嘉學派曾提倡“功利并舉”、“農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務農和經商一樣重要，批評封建政府限制工商業發展的“重農抑末”思想，強調實際的經濟利益，重視流通。這一文化歷史的淵源使得溫州人比較注重功利。在國內，溫州人較早放棄了傳統的小農經濟而從事工商業，以分散個體的決策來使分散的稀缺資源得到更有效運用。

中間性經濟組織是指介于純粹的市場交易和完全一體化之間的各種聯合形式。其特長可以分為：成員企業各自具有獨立性。這點比較符合溫州人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文化特點，各企業可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各自應付劇變的環境。由于確保了各個企業的相對獨立性，各企業就有可能充分發揮其獨創性，就這點而言，比較適合溫州企業的市場觀念。中間性經濟組織的成員企業之間仍存在著競爭，這種外部市場的競爭壓力能促使企業仍保持著較高的生產經營效率。與垂直聯合企業相比，由于企業相互負擔較輕，可以減少溫州中小企業應付環境變化的脆弱性。

中間性經濟組織節約家族企業交易成本

中間性經濟組織交易成本比較低。市場交易存在著交易成本，為了減少市場交易成本，可以利用企業替代市場的方法。作為溫州的家族企業，選擇企業替代市場的縱向一體化會增大企業內要素交易成本與管理費用，有可能導致生產成本上升與競爭力的衰退。為避免減少企業的縱向一體化產生的問題與節省交易成本，讓某些資源稟賦差的部門和效能弱的功能從企業內部分離出來，將企業的某些功能外部化，僅留下企業最有優勢的核心功能，這是溫州企業的一種普遍做法，這種組織內部的交易可以減少交易成本。

中間性經濟組織特點，決定了它在溫州企業目前現狀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能夠實現總成本最低與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核心能力是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的基礎，它是一組技能和技術的集合體，是各種知識和組織能力的總和。溫州民營企業通常規模不大，往往很難與國內外大企業抗衡；發展中的民營企業的擴張愿望迫切，而本身資本集聚又十分緩慢；企業在開拓新的市場領域過程中，彼此需要對方互異的核心能力，以形成更大的合力，這就促使雙方建立戰略聯盟合作關系，聚合彼此的核心能力。

在溫州古典家族制企業里，以“家長”為核心的企業制度能夠有效地保證企業重大決策的效率。家族內部成員之間血緣關系也有助于化解各職能部門間的利益矛盾。但在企業發展后期，這時企業的規模擴充的沖動增強，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內部協調費用增加，原先利用倫理規范進行管理的節約交易成本的制度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中間性經濟組織在溫州民營企業固有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它既能通過專業化分工、提高資產專用性來降低生產成本，又通過一體化形式來降低交易成本，實現了交易成本的最低。

中間性經濟組織推動了家族企業向社會開放產權的進程

中間性經濟組織的發展實際上是在家族經營與現代企業制度中找到一種比較好的結合點。通過采取縱向一體化、橫向一體化、企業集團化、企業戰略聯盟等形式，虛擬企業實質上是企業產權在創業家族成員以外的全社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它可以實行以小博大，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在使得企業利益相關者得到更多剩余的同時，卻沒有人為此受到損失。這一產權重置可以看做是一個“帕累托改進（Pareto-promotion）”的過程。它無需在家族企業內部進行較大的變革――因為變革會帶來交易成本，企業要為此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合作競爭型中間性經濟組織發展趨勢

溫州家族企業間的聯合往往趨向于戰略聯盟形式

溫州大企業之間趨向于建立戰略聯盟，這是由于溫州獨特的文化使然，溫州企業家合作精神不強，因而那些具有資源互補性的民營大企業之間，采取戰略聯盟形式，比購并或建立企業集團更為現實。

溫州家族企業間的聯合往往借用企業集團的外殼，其實質仍然是戰略聯盟。戰略聯盟不是依靠所有權關系的擴張，而是通過優勢互補的“共生”方式，達到實際擴大企業邊界的效果。表面看來，溫州的企業集團都有以資本為聯結紐帶的層次結構，像“正泰”、“德力西”、“天正”這類企業集團都是以品牌為核心，資產為紐帶，進行兼并聯合，子公司技術上獨立或半獨立。但溫州所謂集團公司控股甚至持有全資的緊密層企業，其實使用的基本上是自己原來的車間廠房，而作為獨立法人加入集團的其他半緊密層或松散層企業，與核心層之間很少存在以資本為聯結紐帶的關系。前不久包括四大中國鎖王在內的8家鎖具企業聯合組建了中國最大的鎖具企業――溫州市強強集團有限公司，從企業聯合的法律地位和產權關系來看，這些企業集團只是有分寸的聯合，因而更接近于一種虛擬一體化的戰略聯盟的形式。

在溫州企業集團內部，股權和契約構成了企業集團二元的聯結紐帶。契約關系性質維持的企業聯合，其穩定性明顯不如資本投資性質的企業集團。因為這種通過契約聯結成的企業集團所體現的是一種經濟伙伴關系。通過股權結構確立的企業與企業之間，具有一定科層制性質（控股關系），又具有一定市場交易性質（獨立企業）的企業集團。通過一定的組織協調較好地克服了企業間市場交易成本，也節約了組織成本。這種安排是基于充分發揮科層和市場的優點和充分體現效率的考慮。

溫州企業集團發展采用的中級一體化，集團組織內部的既有科層、又有市場的組織形式是組織經濟的客觀規律為自由開辟的道路。溫州目前的企業集團發展的這一方向看，相對于古典企業能降低部分生產成本，相對于單純的契約關系性質維持的企業聯合，也能節約部分市場交易成本。通過合作，企業間知識形態的資源進行水平式雙向或多向流動，形成組織間的學習，從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溫州的中小企業通過組織功能的虛擬走向虛擬一體化

溫州早期的分包企業與發包企業之間是以承包契約為聯結紐帶的，兩者的市場地位存在著不對等性。隨著虛擬組織的發展，溫州企業的戰略外包將發展成為虛擬一體化組織，其發展方向由原先的靠近市場協調到更靠近組織協調。

虛擬一體化是市場形態向企業形態演進的一種組織形式。但隨著分工的發展，分包企業擁有了獨立開發新產品的能力，規模也逐漸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單位生產費用逐漸降低，具備了與發包企業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分包企業和發包企業的市場地位就對等了，都變成了整條產業價值鏈上的模塊制造單元，從而必定走向虛擬一體化組織。

溫州中小企業向虛擬組織轉變，要經過若干循序漸進的蛻變過程。首先中小企業的內在功能要核心化，即企業在功能上的單一化、專長化。功能核心化需先確定企業核心競爭力。在確定的過程中，一方面結合核心能力的特點，另一方面結合市場競爭狀況和產品組合分析。核心競爭力確定以后，在資源分配的調整中，逐漸向核心競爭力方向傾斜。其次，建立企業運行的網絡平臺，包括協調分散化關系的企業信息網絡，物流網絡，以及體現彼此合作規則的契約網絡。

“地方法團主義”的采用將推動集群化企業快速成長

通過政府的推動來實現的集群發展，被歸結為所謂“地方法團主義”，如成立行業協會或商會、營銷協會、采購協會等合作化組織。當集群發展處于初始發展階段時，大多數企業是靠模仿學習獲取資源能力的，自身的技術設計工藝質量控制等能力都處于較低級的水平上。隨著市場的發展，要求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提升質量和服務上有更高的能力。這往往是單個企業難以做到的，這時集體行動和政府與市場的組織就成為企業發展更為重要的方式。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溫州的行業協會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自律管理在溫州市行業商會中得到普遍推行，行業商會在市場開拓、服務維權上也起著十分重要作用。隨著競爭的進一步加劇，行業商會在強強聯合、整合團隊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替代市場，而在于增進市場。從這方面看，政府應該通過研究制定產業規劃，按照現代物流理念完善基礎設施網絡，保證生產要素的供給，完善區域技術創新體系，整頓與規范市場秩序，創建企業集群發展的良好環境。

參考資料：

1.邁克?波特，簇群與新競爭經濟學，經濟社會體制比較[J]，2000(2)

2.何向榮、張苗熒，虛擬經營嫁接溫州家族制與現代企業制度，浙江經濟[J]，2003(15)

3.張苗熒，論溫州文化的消極因素及其對溫州經濟進化影響，華東經濟管理[J]，2003(5)

4.孫蔚、張苗熒，溫州企業治理結構特點與演變路徑，商業時代[J]，2004(3)

5.胡剛，中間性經濟組織：對產業組織合理化內涵的新認識，理論經濟學[J]，2002(2)

6.王王君，論簇群經濟的階段性演進，理論經濟學[J]，2002(7)

篇（7）

1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概念比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復議是指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復議機關提出申請，由受理申請的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適當性進行審查，并作出裁決的活動和制度。行政訴訟是指，行政向對方認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作出裁決的制度。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提出爭議，以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為核心i以獨立行使職權為保障；法律主體都由三方構成，行政復議是由發生糾紛的行政機關和相對人各為一方，作為糾紛解決者的上級機關或人民法院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決糾紛所適用的某些原則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不適用調節原則等。二者程序雖然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司法性，即都要通過特定的程序和機構來解決行政爭議，強調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復議的地位是獨立的。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之間的密切關系是毋庸質疑的，但行政復議對于行政訴訟而言，是處于附屬配套地位還是有著獨立地位，學界有著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復議制度是作為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來的，體現了行政復議制度對行政訴訟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學者認為應改變行政復議對行政訴訟的附屬地位，擺脫配套框架的束縛。筆者認為，行政復議相對于行政訴訟是有其獨立性的。復議制度屬行政系統內部的審查與裁決，它是行政權進行自我監督的重要方式，屬于“自律”的范疇；而行政訴訟則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涉及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屬于“他律”的范疇。行政訴訟只能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而行政復議對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同樣作出裁決。

2我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關系的狀態和存在問題

(1)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銜接模式中的問題。

對于我國立法上關于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之間銜接的模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就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則是行政復議前置原則。復議前置是指行政復議是行政訴訟的必經程序，行政相對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如不服復議決定，再行。二則是自由選擇原則，即當事人可在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兩者中自由選擇其救濟途徑。

我國行政法學學術界對這兩種銜接模式有不同觀點：一種認為應該充分尊重相對人的自由選擇權。如經復議再進入訴訟，延長了救濟時間，不利于對當事人權益的及時保護；由于上級機關和原機關不在同一地區，復議前置會給相對人帶來不便。另一種則認為應該遵循“窮盡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當事人在尋求救濟時，首先必須利用行政內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簡便的救濟手段，然后才能請求法院救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理，而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法院原則上無審查權力。這就導致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相對人在選擇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濟模式后，只得無奈地感到失望。

(2)經過復議的案件，訴訟標的確定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復議后的情形，大致為以下幾種；

第一，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為被告，原機關負舉證責任。這里由于復議機關無須對其作出的維持決定負責，復議機關為避免在行政訴訟中當被告，往往維持。有學者認為，凡經過行政復議的案件一律以復議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復議決定維持的案件也由復議機關為被告，可能無法很好地履行舉證責任。筆者比較贊同第一種說法，即“誰行為，誰被告”的司法原則。

第二，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包括變更與撤銷)。當行政復議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時，復議機關為被告。這里出現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對具體行政行為適當性審查后作出的復議決定能否被提訟?按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來分析，行政訴訟只能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能審查其適當性(除非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有學者認為，針對行政行為適當性作出的復議決定仍然屬于行政裁量行為，不屬于現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第三，復議機關不予受理、不答復。如果是復議前置的。被告為復議機關；而自由選擇復議或訴訟的，被告可以是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也可以是復議機關。

3我國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關系的問題解決對策

篇（8）

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安置”是從“人類安置”的主要含義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

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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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柴彥威，周一星.大連市居住郊區化的現狀機制及趨勢[J].地理科學，2000,20(2):127～132.

篇（9）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篇（10）

 

隨著我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期的完成，每一個大學生部面臨多種觀念的沖擊．形色兼備的網絡世界、人們的道德意識的淡薄、社會拜金意識增長，如不及時進行正確的引導和糾正，會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更關系到能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學生是我國實現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力量之一，根據社會、家庭、學校對學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現狀，筆者探求史適合高職高專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愿與同行們共同探討。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涵義

我們現在所談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總的來說，是遵循教育的客觀規律，立足于高校實際，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資源，構建和完善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體系，培養大學生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懷。

二、目前高職高專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從當前形勢來看，我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著許多新問題和新挑戰，情況不容樂觀，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

1．缺乏敏銳性政治論文，不能積極應對大學生的熱點問題。

一個時期以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著眼點比較多地放在了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工作上，不敢對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忽視理論研究和前瞻性探討。這主要表現在對社會環境影響的敏銳度不夠，不能對大學生指出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深層次研究。

2．大學生自主、平等意識的增強，導致傳統的社會調控系統的失靈。

網上交往的虛擬性使人與人的交往變得自由、平等，虛擬條件下網民交往的角色是虛擬的，不存在上下級、長晚輩、地位尊卑的垂直型關系，但由此也帶來了各種問題——導致主導價值觀念、社會公共權威以及教育者權威的削弱，使得傳統社會訓控的功能在逐漸喪失。我曾在網上下載到這樣一份《電子空間的獨立宣言》：“我們沒有一個選舉出來的政府，我們也不愿意要這樣的一個政府。我宣布，我們正和建設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空間，它與你們試圖強加給我們的各種專制體制完全不同。”“我們正在制造的世界，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進入的世界，它沒有特權，沒有因為種族、經濟權利、軍事力量或出身而形成的偏見，在這個世界中，任何人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表達他的信仰” 。“但愿它比你們以前的政府建立的世界更人道、更公正。”這樣的宣言對大學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而臨的困境是信息系統不再被教育者全部掌控，不能對大學生的思想言行進行干預，更多地要靠大學生的自我判斷、自我選擇。

3．教育者人格魅力的下降，導致感召力、吸引力減弱。

08年筆者對北華大學師范分院學前系300名學生就“你喜歡什么樣的教師？不喜歡什么樣的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喜歡什么樣的老師

不喜歡什么樣的老師

細心、有耐心、平易近人97.5%

脾氣差、沒耐心95.2%

義務強、水平高80%

業務水平低、能力差83.4%

教學方法靈活多樣57.5%

篇（11）

本次論文征集活動面向全國范圍內色彩領域科技工作者，邀請中國流行色協會會員、基地企業、理事單位科技工作者參與，歡迎廣大色彩科技人員和色彩應用人員踴躍投稿。

二、征文類型

本次征文面向尚未公開發表或在三年內公開發表的原創性論文(2009年1月1日后正式發表的論文)，已請注明出處。

三、征文內容

色彩科學應用與發展領域的各類研究及應用成果。內容包括：紡織品、服裝及服飾、工業設計、汽車工程、城市規劃、城市建筑與環境色彩、室內裝飾、光學、照明設計、數碼設計、印刷技術、色彩文化、藝術研究、色彩教育、家居設計、個人形象設計等。

四、征文要求

(一)內容

立意新穎、色彩應用具有時代感和創新意識、圍繞主題、理論或方法創新務實、觀點明確、資料翔實、文獻引注規范。

(二)篇幅

論文正文字數不超過5000字、摘要不超過300字。　(三)格式

論文采用Word文擋，頁面按A4紙排版，正文字體為宋體五號字，單倍行距。主要框架包括：(1)題目；(2)作者姓名、單位、郵政編碼；(3)中文摘要；(4)英文摘要(5)中文關鍵詞：(6)正文；(7)參考文獻；(8)作者簡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工作單位、職稱職務、研究領域和成就、通信地址、電話、傳真和E-mail。請在參考文獻之后附作者簡介。“作者簡介”請用五號黑字體左起頂格排，后空一格，接排。作者簡介在200字以內。論文中圖片黑白和彩色均可。

(四)其他

所提交論文應為作者原創，尊重知識產權，不得抄襲剽竊他人學術論文和學術觀點及圖片，無侵權或版權糾紛，組委會不承擔核實義務以及因此引起的任何責任。

五、論文提交

請于2012年9月30日前將論文和論文征集登記表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到組委會電子信箱，并將報名表傳真至組委會。論文征集登記表請登陸.cn下載。

六、其他

(一)經評審，入選的優秀論文將由國家正規出版社公開出版，為論文作者頒發優秀論文證書，并擇優在《流行色》、《色彩中國》和中國流行色協會網站等媒體刊登。論文集將被中國知網“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收錄。

(二)部分入選優秀論文將推薦在11月30日召開“紀念中國流行色協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報告會上宣讀及做學術交流。

(三)本次論文征集和出版不收取任何費用。

七、聯系方式

聯系人：秦愛梅

電話：010-85229522 85229582